（一）
《跨出国门的公安人》一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为公安籍著名建筑学家张在元撰写的报告文学《“红环”笔下的人生线条》选入其中。
当初主编王福学先生请我写张在元时，我十分为难。因为张在元已经患病，卧床不起，而且他患的是绝症——渐冻人症。这种病与癌症、艾滋病并称为世界三大绝症，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所患疾病与之类似。当时的张在元，除了眼珠子还能偶尔转动，其他地方已经与植物人毫无二致。
要为一个完全无法与之对话的“植物人”写报告文学，太难了！
“君是故乡人，应知故乡事”。将走出国门的公安人推介给家乡父老，无疑是一件颇有意义的好事。尽管很难，我还是答应了王福学先生。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该怎么将张在元写得像模像样呢？
（二）
我只见过张在元一面。
那是2003年国庆节，公安一中建校50周年。
鱼跃龙门犹恋水，凤翔云天不忘巢。那天，一批批公安一中学子，从天南海北回归母校，寻找当年的青春记忆。
张在元回来了，他为母校献上了10万元捐款，并且作为一中的杰出校友登台发表了即兴演讲。他的演说深情质朴，打动人心。演说完毕，他满含热泪，为自己当年的老师献上了鲜花。
如果说匆匆的10数分钟张在元留给了我什么印象，恐怕只有一点，就是这个杰出的建筑学家语文素养不错。领导们无不拿着他人写好的讲稿，照本宣科，唯有学工科的张在元没有讲稿，他娓娓道来，出口成章。
后来多次听人说到张在元，赞扬他如何优秀。但因我对他缺乏了解，难以产生共鸣。
对你的“报告”对象缺乏了解，且这个对象又无法进行语言沟通，能写好吗？我实在犯难了。
（三）
王福学先生深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给我弄来了张在元的一些资料。
我傻眼了，这些资料不过是张在元的生平简介，线条粗得像乡下人手搓的麻绳。一篇报告文学，没有人物的详细资料，没有生动的细节，怎么能写出一个人物的精神风貌？
曾在县政协担任过领导的张遵明先生是个难得的文化人，他对文化、对教育有很多真知灼见，而且编撰过《王竹溪》、《公安科技人才》等多部书籍，一手毛笔字闻名遐迩，他的钢笔字是我认识的所有人中最为潇洒飘逸的；尽管他年近古稀，但乐于奖掖本县“舞文弄墨”的后生，很多写写画画的年轻人都被他当做朋友。
我与张老的交往始于2002年前后。听说我要写张在元，他满腔热心地为我张罗，并请来了张在元的两位小学同学（也是张在元的儿时玩伴），他俩向我介绍了张在元小时的一些情况。
这样，我为写好张在元的儿童、少年时代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四）
仅有张在元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断面远远不够，他的求学经历，他的建筑情结，他的设计作品……都是一片空白。于是，搜集资料成为我最头疼的工作。
好不容易从学校资料室找到了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张在元的一期专栏节目，那是中央电视台10频道“读书”栏目曾经播出的。我一遍遍看来看去，主要加深了张在元少年时代的印象，印证了那两位小学同学所讲的某些事件；也从中了解了张在元留学日本“钻睡袋”的诸多细节；还从电视画面中看到了张在元设计的不少闻名国内外的建筑作品。
随后，我一次次上网搜索与张在元相关的各种文字，笔记本上写满了一页又一页。
最有价值的资料是我读到的张在元所写的《红环0.18》，这是带有张在元自述性质的书稿。文本虽然杂芜，但张在元的人生曲线却比较清晰。我花了差不多两个星期才读完、记完这部近30万字的书稿。
之后，我又查到了张在元最佩服的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先生写张在元的文章。
随着资料积累的日益丰厚，张在元的形象在我心中日渐丰满。
对张在元了解在加深，对他的敬重也在加深，写好他的欲望也在加深。
（五）
2010年腊月28日，在我准备了两个多月的资料搜集整理之后，在我读完与张在元相关的约60万字的材料之后，我准备动笔了。
对报告文学，我也许不太陌生，当年争读报告文学大家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等诸多文章的记忆历历如在目前。对写报告文学，虽说不是第一次，但我毕竟属于业余。
文章拟写10000字。当然只能剪辑张在元人生旅途的几组画面。
标题颇费斟酌，最后确定从“红环”入手，因为张在元最珍爱的是他手中的“红环”0.18的画笔。于是将标题拟为“红环笔下的人生线条”，全文决定以“红环”为线索，串缀张在元少年的画笔情怀——首次获奖的“长江水晶宫”——领衔创办的武大“城市规划专业”——走出东京大学的“地狱之门”——广州“生物岛”上的红环之光，从而勾勒出张在元上下求索的人生曲线。
腊月28日晚，我的笔开始在白纸上游走。本来我可以用电脑来写，但说不清为什么，我还是喜欢笔尖摩擦在纸面上的感觉。
正月初一写点东西是我多年的习惯。彼时彼刻，我陪伴着张在元一起神游在柳子河畔，长江岸边，珞珈山下，东京街头，哈佛校园，官洲水埠……
（六）
正月初六，在我即将回到一中为高三学生补课的前夜，我终于完成了近2万字的初稿。
然后开始用电脑二度写作，边输入边修改。
两个儿子“加盟”进来，他们的打字速度飞快。
修改同样艰苦。报告文学不是小说，材料需要取舍，事件不能杜撰，细节要能推敲。
有一个细节值得说道。张在元东渡扶桑，究竟在哪一天？刘道玉的文章记载是1988年腊月27日，张在元的自述是1988年除夕。谁的信度高？我通过思考，决定采用张在元自己的说法。因为除夕远走日本，也许更能凸显人物，增加一篇报告文学的“文学性”。
正月15日前后，修改、打印完毕。全文约15000字。最后重写了开头，因为我看了公安一中领导和老师探视张在元时拍回来的dv画面，决定从病床上的张在元起笔。
大概是正月20日，我把文稿发给了王福学先生。一篇历时三个月的文章总算画上了句号。
这是我耗时最长的一篇文章。
（七）
我等着王福学先生的回复。他说过，凡不合格都要打回修改。
一个星期过去后，王先生的短信发到了我手机上，简短的文字令我受宠若惊：我终于读到了这次组稿中最像报告文学的、几乎不需修改的好文章。章老师你辛苦了！
当几乎所有写稿者都发回重新修改的时候，我的文章过关了。
张遵明先生读完文章后，打来电话大加褒奖，后来，他将我的文章全文刊发于《学习与研究》。
我对写文章其实已基本上没有功利之心，只是因为一种爱好——一种从小养成的爱好。
（八）
因着这一篇文章，我心中萌发了一个创意——公安一中创办近60年了，杰出学子多多，我们若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将他们的人生追求、事业发展的经历编撰成册（可以一集接一集续编），作为跨入公安一中学子的校本读物，让每一个公安一中学子感受校友们的人生轨迹，应该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吧？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王福学、张遵明先生，他们都击节赞赏，并说这是真正的校园文化，催我找校长促成此事，将第一集作为建校60周年的献礼。可我同校长谈起此事，他却未置可否；后来又说过两次，他也并不热心；事不过三，我当然不会再说了！
校长你不是一直把“校园文化”作为“口头禅”吗？校园里的标语口号一年四季贴得花花绿绿，难道这就叫校园文化？为什么总是追随那种“伪文化”呢？怎么就不能有一点真正的文化深度和文化积淀？
也许，哪一年，公安一中真会出一位有文化眼光、有人文素养的校长，如果他愿做这件事，即便我已白发苍苍，我也会不辞辛劳，用我苍老的笔，去再写一两位张在元似的潺园骄子！
补记：我目前工作的北师大株洲附校，大多数建筑都是张在元先生设计的。让我欣慰的是：前几天杨总告诉我，张在元的病情略有好转，四肢可以偶尔活动了。但愿这位创造过建筑奇迹的张先生也能创造生命的奇迹，重续他毕生孜孜矻矻的“红环”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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